《圈套（下）》

徐虹迎来一位不速之客，杨晓辉坐火车从深圳来归德看望张锋，他不知道张锋已经被殷蔓蔓送到香港治疗。这是张锋受伤住院以来，第一个主动来看望他的朋友。

徐虹本来不想见杨晓辉，告诉他张锋没有在归德，直接打发走他，可是，她又有些问题想问问他，就赶到火车站，约见他。

她有些事情问问他，为什么他要找她代大张村的老支书张云会打官司。

火车旁边有家西式快餐店，徐虹请杨晓辉吃简餐。杨晓辉背着挎包，手提旅行水杯，还是一副推销员的干练打扮，由于坐了二十多小时的火车，满脸疲惫。

两人打开话题，杨晓辉首先表示歉意，他说他早就该过来看望张锋，一直拖到现在，他觉得很对不起张锋。他说及张锋时很谨慎，尽量不触动徐虹的情绪。张锋受伤之前，他并不知道张锋跟徐虹之间有那么微妙的关系，随着一审二审官司在网上暴炒，他了解了许多信息。

二审法庭上，徐虹取消了对常雨泽的杀人指控，仅是指证他开枪伤人，她原谅常雨泽网上散发日记侵犯她名誉权的法律责任，她对法庭证明张锋在案发前存在过错。因此，网上对她的评论也发生变化，认为徐虹终究还是考虑夫妻感情，对丈夫常雨泽手下留情，而对曾与她发生过婚外性行为的张锋有所放弃。

徐虹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聆听。杨晓辉还不知道有关夏华之死的故事，不知道殷蔓蔓雇佣张锋实施报复的秘密，否则他根本不敢当着徐虹的面谈论张锋。

杨晓辉从挎包里拿出整整一叠钱，推到徐虹面前，共一万块，他希望徐虹帮他把这些钱转交给张锋。

徐虹没有接，她看出来杨晓辉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并没有多少钱，他跟张锋也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并不是张锋的嫡系“诈骗团伙”，他能一次拿出那么多钱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真是难得。她随口夸赞一句：“你真是大方啊。”

杨晓辉连忙解释说：“不，这不都是我的钱，我只有两千，那八千其实还是张锋的。去年，他给我转了八千块钱，帮助我解困。现在他受伤住院，我还他八千块，另外我再送他两千块，很抱歉，我没有更多钱，只能拿出这一点点。”（看精彩成人小说上《小黄书》：https://xchina.biz）

徐虹诧异问：“他怎么会给你钱？”张锋本人是诈骗犯，以骗人钱财为业，怎么会大方到主动送人钱财？

杨晓辉给徐虹讲述一段故事：几年前，他大学毕业，来到珠三角找工作，先后在东莞、深圳等几家工厂打工，深受长年加班之苦，而且就餐及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工作中，他目睹工友受虐、被殴惨状，深受触动，于是在厂里发起成立工会组织，走出自我维权第一步。结果，他被工厂以为带头闹事为借口辞退。

他开始自学法律法规，借来几千多元，租下一间民房，挂起“深圳市外来工协会”的牌子，专为工友维权。他几次向当地民政局申请注册，均没有成功，民政局根本不受理他的申请材料。民政局要求“外来工协会”必须挂靠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而他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外来打工仔，哪个市级单位会正眼看他呢？

虽然“外来工协会”没有注册成功，他仍然借积极行动，多次发起有关“维护外来工尊严，保护打工者权益”的宣传活动，还组织发起“取消劳动仲裁处理费，减轻劳动者维权成本”的万人签名活动，他的宣传活动深得工友们的赞成，许多工友积极加入他的活动。

最初，他免费为工友服务，帮助工友做了几个劳动争议案子，很快钱花光了，全靠借债和工友的赞助勉强维持。这时候，幸好有热心公益的企业和境外慈善机构资助，他的劳工维权工作才得以走上正轨。

就在“外来工协会”在深圳工友中间刚刚取得一些影响力时，当地民政局找上门来，批评他的“外来工协会”为非法组织，立即予以取缔。

不得已，他到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深圳市春风工友劳动争议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性质，继续为广大工友提供权益保护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援助。

但是，好景不长。去年秋，他的服务部先后遭到当地基层工商、税务、安监、消防等单位上门查问，甚至多个部门同时上门检查。莫名其妙地，房东单方面终止租约，要求他的服务部搬迁，停水停电，甚至出现暴力逼迁。他为此报案，而警方认为是租赁纠纷，不予制止和立案。

杨晓辉这才发现，不止他的劳动争议服务部遭受厄运，深圳市其他劳工NGO即民间公益组织如“手牵手工友活动室”、“圆典工友服务部”、“打工者中心”、“青草工友服务部”等都相继被关停，关停情况与他的服务部如出一辙。

“为工友做点实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杨晓辉他们心中无尽惆怅。他们这些劳工NGO实质都是民间公益组织，他们并非以此发家致富，而是给广大工友们提供社会援助。主要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理咨询、文化艺术娱乐、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

毫无例外，这些劳工NGO无一家能获得地方民政部门的批准注册，他们要想生存下去，要么顶着非法的帽子，要么改换身份，变成个体户性质，即便这样，还是遭受取缔的命运。

因为这些事情，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们这些草根NGO向政府部门发出呼吁，希望上级领导对这些草根NGO保持宽容之心，毕竟这些民间劳工组织在化解劳资矛盾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呼声最后都不了了之。

服务部丧失了立身之地，各项活动无法开展，杨晓辉心灰意冷，想放弃这种公益性的活动，打算到某个私营工厂打工挣钱，他已经成家了，还要养家糊口，昏昏噩噩过一辈子算了。

这时候，有几个热心朋友鼓励他，让他坚持下去。人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是国家宪法精神。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化，终有一天，国家会放开这类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只有坚持，才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只有坚持，才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张锋就是那几个鼓励他的热心朋友之一。杨晓辉以前并不认识张锋，张锋主动在扣扣上跟他联系，他说他以前在深圳打过工，得到过他的帮助。

杨晓辉的劳工服务部曾经让成千上万的工友受益，张锋可能就是其中某个工友吧。

张锋通过他网上公布的帐户直接转给他八千块钱，他说他现在是某小营企业的销售副总，手里有些余钱，先转给他八千块让解决燃眉之急，以后有需要了他再支持。

杨晓辉非常感动，下定决心重开他的劳工服务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他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他的行动代表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心愿。

他的讲述简洁精练，虽然他的生活经历很曲折，但他没有任何煽情的语调，无论是说窘迫的生活，还是虚无缥缈的梦想，他的眼神都散发着自信和微笑。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活动家，如果国家允许用这个词语表达的话。

徐虹听了杨晓辉的讲述，深受触动，她身为律师，亲手处理过几起职工维权的案子，非常明白劳工组织对工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有一起案子她到现在还记忆尤深。

那起案子，被告工会主席与原告职工同时站在了法庭上，她作为职工的律师出席。法庭上，她问工会主席一句话，只是一句话，“你是代表职工的利益还是代表资方的利益？”她的问题让工会主席哑口无言。法庭当场宣布工会主席身份有异，不能代表被告方出庭。

工会主席天然就该是职工的代言人，到了法庭上竟然成了公司老板的代言人，因为这个工会主席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公司董事长任命的公司高管，所以他要代表老板的利益。

徐虹很清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几乎都是单位一把手任命的，没有一个工会主席是真正通过工人投票选举选出来的，因为各级工会本身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所以各单位也是如此。

在劳资纠纷中，工人几乎都是弱势一方，这时候，如果工人背后有劳工组织的强力支持，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当然非常有力和有利。但是，现状是，工会只是在国营及大型企业建立，并且名不符实；沿海发达地区众多私营企业很少建立工会组织，即便有也是走样变型。

工人如果想自行建立劳工组织保护自身利益，对不起，地方民政部门不同意，国家认为已有工会存在，其他劳工组织都是不需要的。

徐虹关切问：“你现在的劳工服务部还顺利吧？”

杨晓辉说：“当然不顺利，还有很多麻烦。那些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就象防贼一样，生怕我们组织工人闹出事来。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可是在这些政府部门看来，工人罢工就是闹事，就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工人如果只是个人受到损害，他可以起诉工厂老板，可是，如果是整个工厂的工人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呢，工人们就不能集体抗议吗？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我们从不想争取多么大的利益，更不想不劳而获，我们只想获得我们应得的报酬和尊严，因为我们付出了辛勤和劳动。即便这样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在某些人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忍不住发牢骚说：“我学过历史，解放战争时期，那些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纺纱工人、码头工人，他们罢工也好，闹事也好，书上都是用赞美的语气，尊称为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对他们的抗争行为大书特书。

但是到了现在，那些下煤矿的工人、纺织厂的女工、电子厂的工人和码头车站的搬运工都变成了农民工，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谁也不认为这些农民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前面加上‘农民’二字就变味了，充满了歧视和轻蔑的味道。”

徐虹深知这方面的社会弊病，不要说职业平等了，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终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这是不是她要考虑的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只是想问她感兴趣的事情。她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记得，你邀请我帮大张村的张大伯打官司时，你自称是三农研究会的会长，这么说你并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杨晓辉慌忙解释：“我以前是发起过这样的机构。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三农研究会，三农研究会的宗旨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提携农村青年’。

当时，我们的会员有几百上千人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我们组织三农志愿者，到农村调研，体验农村生活，报导农民呼声，我们的影响很大，许多高校都建立了三农研究会，一些老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言支持我们的行动。但是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早就不再从事三农研究会的工作了。”

徐虹接着问：“为什么你放着深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头比较响亮？”

杨晓辉说了实话：“我这样做，其实都是张锋教的。他说，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两者离题太远，不容易说动你，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深圳工作，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

杨晓辉：“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网上传得很厉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他们，没有想着亲自跑到大张村给村民维权。张锋极力邀请我出面替张大伯维权。

张锋和我都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都想替农民做点事，但是，我们也有分歧。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点。留在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农民的收入现在主要靠打工。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定居，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地位越来越相等时，农民的命运才会真正改变，三农问题才会真正解决。

张锋则认为，无论国家如何发展，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还是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是真正富裕了，只有农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国家才是真正文明了，农民就是国家发展的那块最短板。

他说，大张村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是农民自发改革自我决定命运的新起点，也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如果给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无形中会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增添力量。

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还是听了他的建议，毕竟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有益的，我们为张大伯的抗争精神深深折服。”

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体会不到农村青年对农村和农民的那份感情。从他的谈话看来，张锋志向“远大”。根本不象是一个职业诈骗犯的言行。她问：“张锋跟你说过他的情况吗？”

杨晓辉：“其实，我跟张锋不太熟悉，我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扣扣上聊天，很少谈论各自的家庭情况。他以前大致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孤儿，跑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吃过很多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他想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

徐虹：“网上有关我跟他的事情你可能也看到了，他的官司我已经给他打完了，结局如何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另外，他本身也有很大过错。以后，有关他的事情你不要再找我。

张锋现在香港看病，都是殷蔓蔓出的钱，他以后的治疗还是殷蔓蔓负责。你想问他的情况就直接问殷蔓蔓吧。我想，殷蔓蔓是公司大老板，她不会在乎你这点钱。”

她给他提供了殷蔓蔓的手机号，她既然要起诉张锋，就不会再与他保持友好关系。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律师。”杨晓辉明显看出徐虹对张锋态度不佳，迟疑片刻，鼓足勇气说，“其实，张锋也不能说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以前之所以骗人钱财，都是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后来，他认识到了错误，积极改正，奋发向上。从他跟我的谈话来看，他非常有思想有远见。如果我的生命能对生我养我的农村和农民有所益处，我愿意把我纤毫般的生命投进熊熊烈火中。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管能不能做到，我都佩服他。”

徐虹从不喜欢听人喊口号，她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到伟光正的口号太多了。她淡淡说：“在我眼里，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我是一个律师，看人看待问题容易带职业病。”

她的是非观点非常清晰，不能因为是“好人”就可以无视法律，不能因为是“坏人”就妄加迫害，一切行为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无论张锋是好是坏，无论他是否悔过自新，都改变不了她要起诉他的决定。不过，杨晓辉的话还是让她感到一丝释然，能够知错改错弃恶从善毕竟是令人赞许的事情。

她跟杨晓辉告别，对于这个热心青年，她心有敬意，凡是真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她最后也送出她的善意，如果他的服务部遇到法律纠纷或者劳工有法律援助需求，还可以联系她，她会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