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那时候科举还没有被废除,有事没事国人还喜欢考考试,西方人除妄想一打开大清国的国门,就让他的国人一切听从指挥,比如诸事来场民主选举,别浪费那么多笔墨纸砚,考来考去。
任那些洋人把西方的政治选举说得天花乱坠,大清国的良民们也不为所动,我考我的科举,你选你选举,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但总会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晚清时的上海,自开埠以后,受西洋文化的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举措。洋人洋事见得多了,西餐也吃了,四轮马车也坐了,回力球也玩了,洋泾浜英语也会讲,买办也会做,那么投票选举也就没什么不敢试或不肯试的了。
投票选举啥呢?选美女。晚清时的上海,相比与当时的中国其他地区,要繁荣娼盛一些。经济一繁荣,娱乐业自然而然也就跟上去了。当时的上海,妓女多,文人多,洋人多,小报多……总之,是个经济繁荣,生活内容丰富,但同时国恨家愁也无处发泄的城市,憋不住的文人名士们,开始主持起妓女评花榜活动来。
首开花榜的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李伯元,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生于世宦之家,他祖父、父亲、伯父都是科第出身。但李伯元的思想要比前辈们开放得多,写小说骂官场骂腻了,李伯元办起了报纸。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他在《游戏报·告白》中公开宣称:“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包,有体皆备。”李伯元说到做到,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使得《游戏报》在上海各界广受欢迎,销量一路飙升,李伯元自己也得到了“小报鼻祖”、“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等等褒贬不一的声名,名噪一时。
1897年,李伯元亲自制定《游戏报》花榜的“凡例六条”,即妓女评花榜活动的选举标准,如:一、统申江而论,隶乐籍者凡三千余人。万紫千红,讵能遍阅?此次花榜,悉凭荐书多寡为定,益复参以舆论,以昭平允。二、定一甲三人,二甲三十人,其余悉置三甲。沧海遗珠,知不能免,挂一漏十,阅者谅焉。三、如曹梦兰、陆兰芬、花翠琴、花玉田、谢湘娥等,或久饮香名,或早树艳帜,或华年已去,或身份自高,似不必再与群芳争胜,故不录入等等。
由此可见,花榜分色艺两项,划为一甲、二甲、三甲,不用动笔,不用交卷,但仍然需要打分,亦还在模仿科举考试,有区别的是采用了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
花榜选举的票,当时不叫“票”,很文雅地被叫作“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数的多寡分胜负。不管得票多寡,只要进入一、二、三甲,其大名及其住所都会黑字白字地被刊登在报纸上。有了名就有利,进入三鼎甲的美女,将来自然少不了捧场的人。
李伯元《游戏报》的花榜评选活动从1897年夏开始之后,每年皆会评选四次,据说最有含金量的是当年的首次选举。1897年夏的第一次选举,看热闹的多,投票者少,据说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而且寥寥几人中,还有外国人,有一个叫雅脱的美国人也参与了这次投票,但雅脱认为丑的排前,美的落了后,因而特意写信抗议,要求更正。(看精彩成人小说上《小黄书》:https://xchina.biz)
这回可是按你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原则”原则来办事的,所以雅脱老兄你就别开玩笑了,更改,那是门都没有的事,要怪只能怪你的审美观跟我们中国人太不相同。
有关中国最早的美女经济自然还有很多的趣话,《历史的空白处》一书有文说: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
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
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说起来也神奇,虽然,娼业在中国古代早已算一个行业,但真正转变为美女经济,应当属为晚清时候妓女评花榜活动的兴起。因为妓女评花榜活动的影响力实在太巨大了,民俗学者张耀铭在《娼妓的历史》一书中剖析说,近现代上海娼妓业日盛一日,嫖界捧妓之风也极盛,其开花榜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次数之频,可谓首屈一指,冠绝全国。
此实,自李伯元在《游戏报》举办妓女评花榜活动之后,到1917年到1920年,上海花榜的场面和规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仅是报社举办评花榜活动,游戏场所也参与其中,两者共同主持花选,花选的优胜者由嫖客投票选举产生。
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甚至别出心裁地创办过一次群芳选举大会,特意聘请了《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大会主任。选举仿效民初的民国选举制度,由游客和嫖客购买选票,一票售价一元,选票上需填写妓女所在妓院地址及妓女优点。此次入选妓女达210余人。花榜选举,此后欣欣向荣地绵延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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